aire

 

等完成了这个合同，我发誓5年之内不再碰文学翻译。每一本书的完成都是一次煎熬。从葡语到中文，符号的转换，字词的对应，太过劳心，付出太多，得到太少。我承认我境界太低，无法把这苦差当作美事。不好好做，对不起自己；好好做，它的重要性比不上论文……我承认我的浮躁，在各种量化考核面前，平常心已经逐渐地失去。琐碎的事情太多，迫在眉睫的事情太多，日有所思，夜不成寐。发痘，消瘦，失眠，烦躁，无端情绪不佳。学习时那种文学翻译的快乐早已成为回忆，我想我还是承认自己能力的界限吧。下一年，专心读书，专心论文。

 

我发誓再不减肥。不知道是炎热引起的消瘦，还是减肥导致的失眠，还是失眠导致的厌食，接连的失眠加消瘦，再来那个劳心耗神的小说，这一切让我很抑郁。目前体重最多95，走路都有点打晃。偏偏不爱吃饭，肠胃虚弱到了极点。这本书翻完了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会好些？我想问题的根源不在翻书，而是，在各种压力下，我逐渐失去了对学术的热忱，失去了学习的快乐，而这是我得以安身立命的基础，因此我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

 

so浮躁，因此牢骚满腹，发帖一篇，坚持怨而不幽的风格。

 

吃西瓜的小女孩

摄于玛瑙斯印第安人水上餐厅，酒保的女人，非常乖巧可爱

 

非常美丽的印第安小姑娘。

她的爷爷是一家之主，讨了几房老婆，生了十几个儿子，几十个孙子。

现在不干活了，让老婆儿媳卖卖工艺品，孙子们拿着蟒蛇懒猴和游人照相，也过得不错。

朋友问我为什么那小姑娘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是害怕陌生人吗？

我想是厌倦了吧。

 

 

拿蛇的是她的哥哥安德烈，他说回来中国找我。我等着

拿懒猴的少年太累了，汗珠让他的脸亮亮的。

 

祝每位尚有童心的朋友儿童节快乐。

各位同学、各位领导：

大家上午好！（掌声）

非常高兴许校长给我这么崇高的荣誉，谈一谈我在北大的体会。（掌声）

可以说，北大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地方，是提升了我自己的地方，使我从一个农村孩子最后走向了世界的地方。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大，肯定就没有我的今天。北大给我留下了一连串美好的回忆，大概也留下了一连串的痛苦。正是在美好和痛苦中间，在挫折、挣扎和进步中间，最后找到了自我，开始为自己、为家庭、为社会能做一点事情。

学生生活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还记得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每天都在女生的宿舍楼下拉小提琴，（笑声）希望能够引起女生的注意，结果后来被女生扔了水瓶子。我还记得我自己为了吸引女生的注意，每到寒假和暑假都帮着女生扛包。（笑声、掌声）后来我发现那个女生有男朋友，（笑声）我就问她为什么还要让我扛包，她说为了让男朋友休息一下（笑声、掌声）。我也记得刚进北大的时候我不会讲普通话，全班同学第一次开班会的时候互相介绍，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了一番，结果我们的班长站起来跟我说：“俞敏洪你能不能不讲日语？”（笑声）我后来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拿着收音机在北大的树林中模仿广播台的播音，但是到今天普通话还依然讲得不好。

人的进步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北大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有很多事情特别让人感动。比如说，我们很有幸见过朱光潜教授。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是我们班的同学每天轮流推着轮椅在北大里陪他一起散步。（掌声）每当我推着轮椅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对朱光潜教授的崇拜，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所以，我在大学看书最多的领域是美学。因为他写了一本《西方美学史》，是我进大学以后读的第二本书。

为什么是第二本呢？因为第一本是这样来的，我进北大以后走进宿舍，我有个同学已经在宿舍。那个同学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叫做《第三帝国的兴亡》。所以我就问了他一句话，我说：“在大学还要读这种书吗？”他把书从眼睛上拿开，看了我一眼，没理我，继续读他的书。这一眼一直留在我心中。我知道进了北大不仅仅是来学专业的，要读大量大量的书。你才能够有资格把自己叫做北大的学生。（掌声）所以我在北大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而且读了三遍。后来我就去找这个同学，我说：“咱们聊聊《第三帝国的兴亡》”，他说：“我已经忘了。”（笑声）

　　我也记得我的导师李赋宁教授，原来是北大英语系的主任，他给我们上《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时候，每次都把板书写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美丽。永远都是从黑板的左上角写起，等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刚好写到右下角结束。（掌声）我还记得我的英国文学史的老师罗经国教授，我在北大最后一年由于心情不好，导致考试不及格。我找到罗教授说：“这门课如果我不及格就毕不了业。”，罗教授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及格的分数，但是请你记住了，未来你一定要做出值得我给你分数的事业。”（掌声）所以，北大老师的宽容、学识、奔放、自由，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真正能够得到北大的精神。 当我听说许智宏校长对学生唱《隐形的翅膀》的时候，我打开视频，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北大的校长就应该是这样的。（掌声）

我记得自己在北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苦闷。一是普通话不好，第二英语水平一塌糊涂。尽管我高考经过三年的努力考到了北大——因为我落榜了两次，最后一次很意外地考进了北大。我从来没有想过北大是我能够上学的地方，她是我心中一块圣地，觉得永远够不着。但是那一年，第三年考试时我的高考分数超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七分，我终于下定决心咬牙切齿填了“北京大学”四个字。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比我分数高，我认为自己是不会被录取的。没想到北大的招生老师非常富有眼光，料到了三十年后我的今天。（掌声）但是实际上我的英语水平很差，在农村既不会听也不会说，只会背语法和单词。我们班分班的时候，五十个同学分成三个班，因为我的英语考试分数不错，就被分到了A班，但是一个月以后，我就被调到了C班。C班叫做“语音语调及听力障碍班”。（ 笑声）

我也记得自己进北大以前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所以看到同学们一本一本书在读，我拼命地追赶。结果我在大学差不多读了八百多本书，用了五年时间（掌声）。但是依然没有赶超上我那些同学。我记得我的班长王强是一个书癖，现在他也在新东方，是新东方教育研究院的院长。他每次买书我就跟着他去，当时北大给我们每个月发二十多块钱生活费，王强有个癖好就是把生活费一分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买书的钱绝不动用来买饭票。如果他没有饭菜票了就到处借，借不到就到处偷。（笑声）后来我发现他这个习惯很好，我也把我的生活费一份为二，一半用来买书，一半用来买饭菜票，饭票吃完了我就偷他的。（笑声掌声）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班的同学当时在北大，真是属于读书最多的班之一。而且我们班当时非常地活跃，光诗人就出了好几个。后来挺有名的一个诗人叫西川，真名叫刘军，就是我们班的。（掌声）我还记得我们班开风气之先，当时是北大的优秀集体，但是有一个晚上大家玩得高兴了，结果跳起了贴面舞，第二个礼拜被教育部通报批评了。那个时候跳舞是必须跳得很正规的，男女生稍微靠近一点就认为违反风纪。所以你们现在比我们当初要更加幸福一点。不光可以跳舞，而且可以手拉手地在校园里面走，我们如果当时男女生手拉手在校园里面走，一定会被扔到未名湖里，所以一般都是晚上十二点以后再在校园里面走。（笑声掌声）

我也记得我们班五十个同学，刚好是二十五个男生二十五个女生，我听到这个比例以后当时就非常的兴奋（笑声），我觉得大家就应该是一个配一个。没想到女生们都看上了那些外表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生。像我这样外表不怎么样，内心充满丰富感情、未来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女生一般都看不上。（笑声掌声）

我记得我奋斗了整整两年希望能在成绩上赶上我的同学，但是就像刚才吕植老师说的，你尽管在中学高考可能考得很好，是第一名，但是北大精英人才太多了，你的前后左右可能都是智商极高的同学，也是各个省的状元或者说第二名。所以，在北大追赶同学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尽管我每天几乎都要比别的同学多学一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大学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排在班内最后几名。非常勤奋又非常郁闷，也没有女生来爱我安慰我。（笑声）这导致的结果是，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这个病叫做传染性侵润肺结核。当时我就晕了，因为当时我正在读《红楼梦》，正好读到林黛玉因为肺结核吐血而亡的那一章，（笑声）我还以为我的生命从此结束，后来北大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现在这种病能够治好，但是需要在医院里住一年。我在医院里住了一年，苦闷了一年，读了很多书，也写了六百多首诗歌，可惜一首诗歌都没有出版过。从此以后我就跟写诗结上了缘，但是我这个人有丰富的情感，但是没有优美的文笔，所以终于没有成为诗人。后来我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我发现真正成为诗人的人后来都出事了。我们跟当时还不太出名的诗人海子在一起写过诗。后来他写过一首优美的诗歌，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每一个同学大概都能背。后来当我听说他卧轨自杀的时候，嚎啕大哭了整整一天。从此以后，我放下笔，再也不写诗了。（掌声）

记得我在北大的时候，到大学四年级毕业时，我的成绩依然排在全班最后几名。但是，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我知道我在聪明上比不过我的同学，但是我有一种能力，就是持续不断的努力。所以在我们班的毕业典礼上我说了这么一段话，到现在我的同学还能记得，我说：“大家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我是我们班的落后同学。但是我想让同学们放心，我决不放弃。你们五年干成的事情我干十年，你们十年干成的我干二十年，你们二十年干成的我干四十年”。（ 掌声）我对他们说：“如果实在不行，我会保持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到八十岁以后把你们送走了我再走。”（笑声掌声）

有一个故事说，能够到达金字塔顶端的只有两种动物，一是雄鹰，靠自己的天赋和翅膀飞了上去。我们这儿有很多雄鹰式的人物，很多同学学习不需要太努力就能达到高峰。很多同学后来可能很轻松地就能在北大毕业以后进入哈佛、耶鲁、牛津、剑桥这样的名牌大学继续深造。有很多同学身上充满了天赋，不需要学习就有这样的才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的班长王强，他的模仿能力就是超群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听任何一句话，听一遍模仿出来的绝对不会两样。所以他在北大广播站当播音员当了整整四年。我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心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笑声）所以，有天赋的人就像雄鹰。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有另外一种动物，也到了金字塔的顶端。那就是蜗牛。蜗牛肯定只能是爬上去。从低下爬到上面可能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在金字塔顶端，人们确实找到了蜗牛的痕迹。我相信蜗牛绝对不会一帆风顺地爬上去，一定会掉下来、再爬、掉下来、再爬。但是，同学们所要知道的是，蜗牛只要爬到金字塔顶端，它眼中所看到的世界，它收获的成就，跟雄鹰是一模一样的。（掌声）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的是雄鹰，有的是蜗牛。我在北大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我是一只蜗牛。但是我一直在爬，也许还没有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是只要你在爬，就足以给自己留下令生命感动的日子。（掌声）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为自己留下一些让自己热泪盈眶的日子，你的生命就是白过的。我们很多同学凭着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北大，但是北大绝不是你们学习的终点，而是你们生命的起点。在一岁到十八岁的岁月中间，你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现在你真正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些让自己感动的日子，你才能够感动别人。我们这儿有富裕家庭来的，也有贫困家庭来的，我们生命的起点由不得你选择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如果你生在贫困家庭，你不能说老爸给我收回去，我不想在这里待着。但是我们生命的终点是由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所有在座的同学过去都走得很好，已经在十八岁的年龄走到了很多中国孩子的前面去，因为北大是中国的骄傲，也可以说是世界的骄傲。但是，到北大并不意味着你从此大功告成，并不意味着你未来的路也能走好，后面的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你该怎么走，成为了每一个同学都要思考的问题。就本人而言，我觉得只要有两样东西在心中，我们就能成就自己的人生。

第一样叫做理想。我从小就有一种感觉，希望穿越地平线走向远方，我把它叫做“穿越地平线的渴望”。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渴望，使我有勇气不断地高考。当然，我生命中也有榜样。比如我有一个邻居，非常的有名，是我终生的榜样，他的名字叫徐霞客。当然，是五百年前的邻居。但是他确实是我的邻居，江苏江阴的，我也是江苏江阴的。因为崇拜徐霞客，直接导致我在高考的时候地理成绩考了九十七分。（掌声）也是徐霞客给我带来了穿越地平线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下定决心，如果徐霞客走遍了中国，我就要走遍世界。而我现在正在实现自己这一梦想。所以，只要你心中有理想，有志向，同学们，你终将走向成功。你所要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过程要有艰苦奋斗、忍受挫折和失败的能力，要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扩大，才能够把事情做得更好。  

第二样东西叫良心。什么叫良心呢？就是要做好事，要做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的事情，要有和别人分享的姿态，要有愿意为别人服务的精神。有良心的人会从你具体的生活中间做的事情体现出来，而且你所做的事情一定对你未来的生命产生影响。我来讲两个小故事，讲完我就结束我的讲话，已经占用了很长的时间。

第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企业家和我讲起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故事，他们班有一个同学，家庭比较富有，每个礼拜都会带六个苹果到学校来。宿舍里的同学以为是一人一个，结果他是自己一天吃一个。尽管苹果是他的，不给你也不能抢，但是从此同学留下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孩子太自私。后来这个企业家做成功了事情，而那个吃苹果的同学还没有取得成功，就希望加入到这个企业家的队伍里来。但后来大家一商量，说不能让他加盟，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体现过分享精神。所以，对同学们来说在大学时代的第一个要点，你得跟同学们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感情、思想、财富，哪怕是一个苹果也可以分成六瓣大家一起吃。（掌声）因为你要知道，这样做你将来能得到更多，你的付出永远不会是白白付出的。

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一直比较具备为同学服务的精神。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但我从小就热爱劳动，我希望通过勤奋的劳动来引起老师和同学的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打扫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笑声）。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一起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这件事情白做了。又过了十年，到了九五年年底的时候新东方做到了一定规模，我希望找合作者，结果就跑到了美国和加拿大去寻找我的那些同学，他们在大学的时候都是我生命的榜样，包括刚才讲到的王强老师等。我为了诱惑他们回来还带了一大把美元，每天在美国非常大方地花钱，想让他们知道在中国也能赚钱。我想大概这样就能让他们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但是给了我一个十分意外的理由。他们说：“俞敏洪，我们回去是冲着你过去为我们打了四年水。”（掌声）他们说：“我们知道，你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所以你有饭吃肯定不会给我们粥喝，所以让我们一起回中国，共同干新东方吧。”才有了新东方的今天。（掌声）

人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但是有的人一生过得很伟大，有的人一生过得很琐碎。如果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们一定能把很多琐碎的日子堆砌起来，变成一个伟大的生命。但是如果你每天庸庸碌碌，没有理想，从此停止进步，那未来你一辈子的日子堆积起来将永远是一堆琐碎。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同学能把自己每天平凡的日子堆砌成伟大的人生。（掌声）

最后，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向在座的三千多位新生表一个心意，我代表全体老校友和新东方把两百万人民币捐给许校长，为在座同学们的学习、活动和成长提供一点帮助。（掌声）

President Bok, former President Rudenstine, incoming President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and the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faculty, parents, and especially, the graduates: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I've been waiting more than 30 years to say this: "Dad, I always told you I'd come back and get my degree."

有一句话我等了三十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I want to thank Harvard for this timely honor. I'll be changing my job next year … and it will be nice to finally have a college degree on my resume.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I applaud the graduates today for taking a much more direct route to your degrees. For my part, I'm just happy that the Crimson has called me "Harvard's most successful dropout." I guess that makes me valedictorian of my own special class … I did the best of everyone who failed.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But I also want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guy who got Steve Ballmer to drop out of business school. I'm a bad influence. That's why I was invited to speak at your graduation. If I had spoken at your orientation, fewer of you might be here today.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 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Harvard was just a phenomenal experience for me. Academic life was fascinating. I used to sit in on lots of classes I hadn't even signed up for. And dorm life was terrific. I lived up at Radcliffe, in Currier House. There were always lots of people in my dorm room late at night discussing things, because everyone knew I didn't worry about getting up in the morning. That's how I came to be the leader of the anti-social group. We clung to each other as a way of validating our rejection of all those social people.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粘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 was a great place to live. There were more women up there, and most of the guys were science-math types. That combination offered me the best odds,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This is where I learned the sad lesson that improving your odds doesn't guarantee success.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One of my biggest memories of Harvard came in January 1975, when I made a call from Currier House to a company in Albuquerque that had begun making the world's first personal computers. I offered to sell them software.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

I worried that they would realize I was just a student in a dorm and hang up on me. Instead they said: "We're not quite ready, come see us in a month," which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we hadn't written the software yet. From that moment, I worked day and night on this little extra credit project that marked the end of my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a remarkable journey with Microsoft.

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一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日以继夜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What I remember above all about Harvard was being in the midst of so much energy and intelligence. It could be exhilarating, intimidating, sometimes even discouraging, but always challenging. It was an amazing privilege – and though I left early, I was transformed by my years at Harvard, the friendships I made, and the ideas I worked on.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But taking a serious look back … I do have one big regret.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I left Harvard with no real awareness of the awful inequities in the world – the appalling disparities of health, and wealth, and opportunity that condemn millions of people to lives of despair.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I learned a lot here at Harvard about new ideas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 got great exposure to the advances being made in the sciences.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But humanity's greatest advances are not in its discoveries – but in how those discoveries are applied to reduce inequity. Whether through democracy, strong public education, quality health care, or broad economic opportunity – reducing inequity is the highest human achievement.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I left campus knowing litt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cheated out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here in this country. And I knew nothing about the millions of people living in unspeakable poverty and disea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It took me decades to find out.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You graduates came to Harvard at a different time.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s inequities than the classes that came before. In your years here, I hope you've had a chance to think about how – in this age of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 we can finally take on these inequities, and we can solve them.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Imagine, just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that you had a few hours a week and a few dollars a month to donate to a cause – and you wanted to spend that time and money where it would have the greatest impact in saving and improving lives. Where would you spend it?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For Melinda and for me, the challenge is the same: how can we do the most good for the greatest number with the resources we have.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During our discussions on this question, Melinda and I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millions of children who were dying every year in poor countries from diseases that we had long ago made harmless in this country. Measles, malaria, pneumonia, hepatitis B, yellow fever. One disease I had never even heard of, rotavirus, was killing half a million kids each year – none of them in the United States.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We were shocked. We had just assumed that if millions of children were dying and they could be saved, the world would make it a priority to discover and deliver the medicines to save them. But it did not. For under a dollar, there were interventions that could save lives that just weren't being delivered.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If you believe that every life has equal value, it's revolting to learn that some lives are seen as worth saving and others are not. We said to ourselves: "This can't be true. But if it is true, it deserves to be the priority of our giving."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So we began our work in the same way anyone here would begin it. We asked: "How could the world let these children die?"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The answer is simple, and harsh. The market did not reward saving the lives of these children, and governments did not subsidize it. So the children died because their mothers and their fathers had no power in the market and no voice in the system.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But you and I have both.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We can make market forces work better for the poor if we can develop a more creative capitalism – if we can stretch the reach of market forces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make a profit, or at least make a living, serving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from the worst inequities. We also can pres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to spend taxpayer money in ways that better reflect the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pay the taxes.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到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If we can find approache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oor in ways that generate profits for business and votes for politicians, we will have found a sustainable way to reduce inequity in the world. This task is open-ended. It can never be finished. But a conscious effort to answer this challenge will change the world.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I am optimistic that we can do this, but I talk to skeptics who claim there is no hope. They say: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will be with us till the end – because people just … don't … care." I completely disagree.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I believe we have more caring than we know what to do with.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All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at one time or another, have seen human tragedies that broke our hearts, and yet we did nothing – not because we didn't care, but because we didn't know what to do. If we had known how to help, we would have acted.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The barrier to change is not too little caring; it is too much complexity.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To turn caring into action, we need to see a problem, see a solution, and see the impact. But complexity blocks all three steps.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Eve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nd 24-hour news, it is still a complex enterprise to get people to truly see the problems. When an airplane crashes, officials immediately call a press conference. They promise to investigate, determine the cause, and prevent similar crashes in the future.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But if the officials were brutally honest, they would say: "Of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died today from preventable causes,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of them were on this plane. We're determined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ook the lives of the one half of one percent."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The bigger problem is not the plane crash, but the millions of preventable deaths.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We don't read much about these deaths. The media covers what's new – and millions of people dying is nothing new. So it stays in the background, where it's easier to ignore. But even when we do see it or read about it, it's difficult to keep our eyes on the problem. It's hard to look at suffering if the situation is so complex that we don't know how to help. And so we look away.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If we can really see a problem, which is the first step, we come to the second step: cutting through the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Finding solutions is essential if we want to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If we have clear and proven answers anytime an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asks "How can I help?," then we can get action – and we can make sure that none of the caring in the world is wasted. But complexity makes it hard to mark a path of action for everyone who cares — and that makes it hard for their caring to matter.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Cutting through complexity to find a solution runs through four predictable stages: determine a goal, find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discover the ideal technology for that approach, and in the meantime, make the smartest appl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that you already have — whether it's something sophisticated, like a drug, or something simpler, like a bednet.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The AIDS epidemic offers an example. The broad goal, of course, is to end the disease. The highest-leverage approach is prevention. The ideal technology would be a vaccine that gives lifetime immunity with a single dose. So governments, drug companies, and foundations fund vaccine research. But their work is likely to take more than a decade, so in the meantime, we have to work with what we have in hand – and the best prevention approach we have now is getting people to avoid risky behavior.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工作很可能十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Pursuing that goal starts the four-step cycle again. This is the pattern. The crucial thing is to never stop thinking and working – and never do what we did with malaria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20th century – which is to surrender to complexity and quit.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上个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The final step – after seeing the problem and finding an approach – is to measure the impact of your work and share your successes and failures so that others learn from your efforts.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You have to have the statistics, of course.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that a program is vaccinating millions more children. You have to be able to show a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dying from these diseases. This is essential not just to improve the program, but also to help draw more investment from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But if you want to inspi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you have to show more than numbers; you have to convey the human impact of the work – so people can feel what saving a life means to the families affected.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I remember going to Davos some years back and sitting on a global health panel that was discussing ways to save millions of lives. Millions! Think of the thrill of saving just one person's life – then multiply that by millions. … Yet this was the most boring panel I've ever been on – ever. So boring even I couldn't bear it.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有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What made that experience especially striking was that I had just come from an event where we were introducing version 13 of some piece of software, and we had people jumping and shouting with excitement. I love getting people excited about software – but why can't we generate even more excitement for saving lives?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You can't get people excited unless you can help them see and feel the impact. And how you do that – is a complex question.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Still, I'm optimistic. Yes, inequity has been with us forever, but the new tools we have to cut through complexity have not been with us forever. They are new – they can help us make the most of our caring – and that's why the future can b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The defining and ongoing innovations of this age – biotechnology, the computer, the Internet – give us a chance we've never had before to end extreme poverty and end death from preventable disease.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Sixty years ago, George Marshall came to this commencement and announced a plan to assist the nations of post-war Europe. He said: "I think on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problem is one of such enormous complexity that the very mass of facts presented to the public by press and radio make it exceedingly difficult for the man in the street to reach a clear apprais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virtually impossible at this distance to grasp at all the real significance of the situation."

六十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Thirty years after Marshall made his address, as my class graduated without me, technology was emerging that would make the world smaller, more open, more visible, less distant.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三十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The emergence of low-cost personal computers gave rise to a powerful network that has transformed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ng.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The magical thing about this network is not just that it collapses distance and makes everyone your neighbor. It also dramatically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brilliant minds we can have working together on the same problem – and that scales up the rate of innovation to a staggering degree.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At the same time, for every person in the world who has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five people don't. That means many creative minds are left out of this discussion -- smart people with practical intelligence and relevant experience who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to hone their talents or contribute their ideas to the world.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We need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to have access to this technology, because these advances are triggering a revolution in what human beings can do for one another. They are making it possible not just for national governments, but for universities, corporations, smaller organizations, and even individuals to see problems, see approaches, and measure the impact of their efforts to address the hunger, poverty, and desperation George Marshall spoke of 60 years ago.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六十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Members of the Harvard Family: Here in the Yard is one of the great collections of intellectual talent in the world.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What for?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the faculty, the alumni, the students, and the benefactors of Harvard have used their power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people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But can we do more? Can Harvard dedicate its intellect to improving the lives of people who will never even hear its name?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Let me make a request of the deans and the professors – the intellectual leaders here at Harvard: As you hire new faculty, award tenure, review curriculum, and determine degree requirements, please ask yourselves: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Should our best minds be dedicated to solving our biggest problems?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Should Harvard encourage its faculty to take on the world's worst inequities? Should Harvard students learn about the depth of global poverty … the prevalence of world hunger … the scarcity of clean water …the girls kept out of school … the children who die from diseases we can cure?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Should the world's most privileged people learn about the lives of the world's least privileged?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These are not rhetorical questions – you will answer with your policies.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My mother, who was filled with pride the day I was admitted here – never stopped pressing me to do more for others. A few days before my wedding, she hosted a bridal event, at which she read aloud a letter about marriage that she had written to Melinda. My mother was very ill with cancer at the time, but she saw one more opportunity to deliver her message, and at the close of the letter she said: "From those to whom much is given, much is expected."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你的能力越大，人们对你的期望也就越大。”

When you consider what those of us here in this Yard have been given – in talent, privilege, and opportunity – there is almost no limit to what the world has a right to expect from us.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做出贡献。

In line with the promise of this age, I want to exhort each of the graduates here to take on an issue – a complex problem, a deep inequity, and become a specialist on it. If you make it the focus of your career, that would be phenomenal. But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make an impact. For a few hours every week, you can use the growing power of the Internet to get informed, find others with the same interests, see the barriers, and find ways to cut through them.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有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Don't let complexity stop you. Be activists. Take on the big inequities. It will be one of the great experiences of your lives.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You graduates are coming of age in an amazing time. As you leave Harvard, you have technology that members of my class never had. You have awareness of global inequity, which we did not have. And with that awareness, you likely also have an informed conscience that will torment you if you abandon these people whose lives you could change with very little effort. You have more than we had; you must start sooner, and carry on longer.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Knowing what you know, how could you not?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And I hope you will come back here to Harvard 30 years from now and reflect on what you have done with your talent and your energy. I hope you will judge yourselves not on your professional accomplishments alone, but also on how well you have addressed the world's deepest inequities … on how well you treated people a world away who have nothing in common with you but their humanity.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与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Good luck.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完）

     从北京到巴黎，从巴黎到里约，从里约到巴西利亚，经过28个小时的艰辛跋涉，方才抵达巴西利亚国际机场。中央高原炙热的阳光烧烤着金属巨鸟，迎着反射的白光，俯瞰那片猩红的土地，常令我想起广东那仿佛一般无二的红土，只是巴西是备受造物主偏爱的孩子，这里的土地异常富饶，播下种子就能发芽，栽下果树就会生根。这里就是巴西，一切魔幻皆出于此；这里不是巴西，人说巴西是里约，是Bahia，有海的地方才是巴西。

先说点闲话吧，由于本博更新奇慢，一月一帖，从而博得menstruacao的恶名。本人痛定思痛，决定改变周期，半年一帖，让批评者无话可说。

上个礼拜去了上海开会，先说一下对第二届葡语教学研讨会的印象：

第一：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认识了一些新朋友，很开心。

第二：上外的组织能力非常出色，会议组织工作千头万绪，四位老师做得井井有条，值得鼓掌、学习。

第三：北外葡语树大根深，显示出了整体性的强势，老中青教师济济一堂，其毕业生盘踞各个要害部门，其教学上的优势在若干年内不可撼动。

第四：一年（或者）两年一度的研讨会对每位与会者的水平都是一次考察。我觉得很多participantes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面也包括俺 ：P

 

然后俺还想说说对大上海的印象：

第一：不愧是第一大城，人巨多，乌泱乌泱的。晚上8：30还得等座吃饭。晚上10点左右，说啥也打不着车。江边酒吧咖啡一色满座。

第二：上海的出租车司机很牛，说不载你就不载你，不怕你投诉拒载。

第三：上海商场的衣服很便宜，呜呜，可惜我啥也没买到。

第四：太激动了。在地铁上两次见到了著名的胖老师。胖子，秃头，操流利英语。上来就喊口号，说宝钢集团腐败，说领导要杀他全家。欲问该胖子还有啥事迹，请君前往百度胖老师吧，那里一切信息应有尽有。

还有很多很多，看了外白渡桥，玩了七宝古镇，见识了松江校区。上海是个好地方，以后常去，呵呵。

 

我平生最怕吃甜的粘的东西，因此对所有的应节食品都缺乏好感。小时候，最怕端午，因为端午节免不了要吃粽子。俺东北人也傻，做得粽子也不巧。在俺入关之前，从没见过粽子里面包肉，只有大白粽子蘸白糖，放几颗红枣就算顶高级的了。可怜我生长在一个威权家庭，不爱吃也不能说，不想吃就得饿着，更可怜的是有一个堪为四里八村主妇楷模的老妈，那时她还不很唠叨，干活非但干净利落，而且任劳任怨，从不喊累，也不叫苦。现在她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偏生我和我爸已经被她娇惯成四体不勤之人，偶尔勤快干点活，她又看不上俺们笨手笨脚，所以经常挨她数落，且无论始作俑者是谁，主语一律自动变成第二人称复数。我想这是老师的通病，一个人犯了事，正好教育一群人，呵呵。那时候我爸在西安工作，家里就两个人，每年她都包一堆粽子，给了亲朋不少，还够我和她吃半个月的。当年我特可怜汨罗江里的鱼，这样难吃的食物，它们怎生忍得？后来入了北大，被余姚籍上铺一压五年，才知道原来粽子还有肉的，才知道原来粽子也是挺小巧的。尽管我还是不喜欢，但是看在小巧又不甜的份上，每年端午也可以应景地吃上一个了。今年是个例外，今日去小西天校医院蒙古大夫处瞧病，说我这连日精神不济身子不爽恐怕是肠胃不调，不适合吃这粘硬之物，给了我一个不吃粽子的理由。Esperanza的妈妈说我应该吃些杨梅烧酒，会立即见效，这不由得又让俺再一次想起来了余姚上铺，这是第二件从她那里知道并托赖她才品尝到的食物。还有别的，比如汤圆，作为野蛮粗野不讲究的东北人，俺的前18年只吃过元宵，这是又一件令我深恶痛绝的食品。

除了粽子这个噩梦之外，其实端午还是很有趣的。作为努尔哈赤的子孙，俺们对三驴大夫感情不算太深，加上没有好湖好江，所以从来不赛龙舟，可惜了俺们东北男儿逞勇斗狠的血性。小学的时候，大家都会带一只煮鸡蛋过去，课间的时候顶鸡蛋，比谁的鸡蛋壳最硬。无耻的人会带只鹅蛋去，然后被大家发现，然后被大家鄙视，然后被大家孤立几天。干噎白煮蛋的感觉实在不很美好，长大就是好，发现了至尊无敌美味老干妈，味道好极了，呵呵。

端午前后的两个星期，女孩子的脖子和手腕上会带五彩绳。就是用五种颜色的线拧成了细绳。街上还会有香包卖。或许现在五彩线和香包已经渐渐淡出了沈阳人的端午。在我高中的时候，就遍寻不到卖五彩线的小摊了。人们都在挣扎着生存，因此缺少了一些闲情逸致。或许我们对传统不够尊重，因此千年的风尚，无形的，有形的，都可以在十几年内丧失殆尽，那还是把端午让给韩国人吧。

还有艾蒿。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采摘这种草是在初一。那位让我朦胧着并纯真着的英俊少年骑车带我去了一个苗圃，采了很多，第二天上学，偷偷放在左邻右舍的文具盒中，看她（他）们打开，看她（他）们惊喜。如今苗圃之地高楼林立，在俺msn联系人的那几位初中的旧相识，怕是你们同样不记得吧……所有美好我将永存心间。

 

太阳落在天蝎座
	天蝎座是黄道宫上的第八个星座，也是第二个水象星座(继巨蟹座之后)。力量强大的天蝎座因为受到黑暗的冥王星所主宰，所以也具备了一部份牡羊座积极的特性，只是比牡羊座更加稳定。天蝎座象征中年人主导、控制生活的反应能力。 　　天蝎座不只具有像蝎子般的防御性，还有像鹰一般高瞻远瞩的眼光。上山下海都难不倒他们，而且只要愿意，便可以轻易避开人群。面对严肃的问题时，也能够果断明快地解决。因为受到冥王星的影响，天蝎座有着像火山般强烈的性欲；同时具有洞悉所有的转变和变化的能力。 　　天蝎座是天秤座和射手座之间的过渡星座，将水象天秤座的优雅、良好社交能力，转化成火象射手座的多变、富哲思。 　　天蝎座代表的是生命周期的第八个阶段──从49岁到56岁，性格就像是中年结束时，企图在社会角色上掌握完整的力量。这股主导或支配的力量也许是展现在家庭、工作上，或是让个人的创意成就达到最高峰。由于同时受到冥王星和火星两个星体的主宰，所以个性上既有冥王星黑暗、致命、力量强大、性欲强的一面，也有火星充满活力、方向明确的一面；当然有时候两股力量也会产生交战。天蝎座经常看起来很严肃，而且那些知道蝎子的螫针不好惹的人也不会忽视这一点。不过，天蝎座并不会刻意和别人对抗，而是将武器留着做为防御之用。 　　蝎子是12星座中毒性最强的象征符号，所以许多天蝎座也被贴上危险、卑劣、性欲过强等负面的卷标。事实上，天蝎座和潜意识的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他们的生命中同时交织着死亡和重生两股力量；因此许多天蝎座似乎在这种个性上的转换、蜕变的过程中，饱受艰辛与痛苦。 　　一般来说，天蝎座与生俱有体悟严肃、悲苦生命本质的本能；因此他们对于所谓的阿Q哲学、万灵丹、过度乐观或任何肤浅的态度，一直存着质疑的态度。另一方面，天蝎座又极有幽默感，对于生命的讽刺性了解得相当透彻。天蝎座必须非常小心自我毁灭和过度克制、过度沉溺，或过度执着(不管是对人或想法) 的态度。 月亮落在第九宫 　　你对于在儿时所被灌输的宗教、社会及道德价值观有极为深切的情感依赖。第九宫位木星，而木星的擢升位置则是受月亮主控的巨蟹座；因此如果再加上木星的主宰行星是正好位于巨蟹座，则月亮在射手座或第九宫位的人，会对家庭的精神生活期望很高。 　　你因为受到父母偏差的态度所影响，所以你的思想、见识也容易局限在某一领域，一旦改变既有价值观，你多半会受到父母的苛责。如果月亮相位不良，你可能会有偏狭的社交圈。除非受到星宫命盘上其它因素的影响，否则你的信念大部份都来自感觉而非理性；但由于月亮会刺激想象力，所以你会有很强烈的直觉。 　　你非常喜爱旅行，极有可能会在远离出生地的国家定居。你通常透过非自觉及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学习新知识。 水星落在第六宫 　　水星在第六宫的人会接受专精的知识及技术训练，以运用在相关的职业。你会以规律又有效率的方式处理工作的细节；你也会要求自己要迎头赶上工作领域中最先进的技术，因此，你相当适合从事医疗、工程以及科学的工作。 　　由于第六宫相当于受水星主控的处女座，因此水星对你的影响力很大。就像水星在第三宫的人一样，你会有超人的智能。 　　水星位在第六宫会相当注意个人的责任义务、以及合宜的穿著打扮。你对于周遭环境的混乱相当敏感，乱七八糟的环境会使你产生负向的心理效应，甚至还会使你生病。你同时会有工作狂及完美主义的倾向。 　　如果你的水星相位不佳，将会有健康状况不良的倾向，而且过分重视微不足道的小事，同时也爱好批评他人。（呜呜呜，学生们小心了） 金星落在第五宫 　　金星位于第五宫的人，具有强烈的快乐导向及浪漫的本质，对于生命会以开朗的态度来面对。浪漫对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相位良好，你透过浪漫情爱将会得到快乐及幸福。金星位于第五宫的人拥有许多发展恋情的机会。你通常很受欢迎，可亲又喜好艺术，很有天分，尤其是在表达艺术上。你的社交及学会活动经常与戏剧及音乐表演有关的。 　　这个金星位置的人对孩子有深深的爱，会成为最有爱心的双亲、老师及孩童心理学家，你的孩子可能成为具有艺术天分及外向的女孩。 木星落在第十二宫 　　木星在第十二宫的人，对于精神层面的探索有极大的兴趣，且对于有需要的人怀有深厚同情心，你会对慈善机构慷慨捐款，或帮助他人得到心灵上的满足。你也具有化敌为友的能力，因为你真诚与人交往，若相位不佳，则可能有神经质的倾向，你可能反过来成为慈善机构收容的对象。（看来我相位不佳，因此被北大粥场收容了） 海王星落在第六宫 　　海王星在第六宫的人非常重视工作及服务，若相位良好你能有效率的做事，若相位不佳，则可能在工作与健康中承受极大的压力。你非常喜欢养宠物，有时甚至会与小动物心灵相通，而你选择的工作会偏向于精神层面。

 

下面是文革时期唐山评剧院改编的现代评剧《列宁在1918》中的一段唱词，也是网上能搜到的唯一的一段：

列宁唱：【红鸾袄 二流板】

叫一声约瑟夫，孤的好兄弟

有件事朕同你细说端的

打冬宫咱还要从长计议

切不可闹意气误了战机

冬宫内到处有许多裸体

全都是大理石雕刻成的

斯大林唱：（同上曲牌）

叫一声列宁同志，咱们的依里奇

三日前本将军已传话下去

打冬宫不准毁坏文物古迹

开枪不能朝着壁上的裸体

那都是尼古拉留给咱们无产阶级的

郭德刚在其相声《杨乃武写状》中，也表演了一段，笑喷了。我当时以为是他杜撰，后来才知道真有此剧：

该相声的视频地址如下：

《杨乃武写状上》http://v.blog.sina.com.cn/b/3862232-1295176447.html

《杨乃武写状下》http://v.blog.sina.com.cn/b/3862587-1295176447.html

那段表演大约出现在《下》的10'30左右

该部分相声文本如下：

郭：我认为这个评剧来说，比较适合演这个才子佳人、爱情生活方面的故事
于：哦
郭：不太适合唱这个重大历史题材的东西
于：哦，大事不善于表达
郭：尤其是国际题材的，不适合
于：国家大事啊
郭：曾经有一段时间有这么一个电影叫《列宁在1918》
于：哦，这好
郭：喝，电影演的火
于：对对对
郭：有一家小评剧团不上座儿
于：恩
郭：用评剧移植上演了《列宁在1918》
于：评戏的
郭：闹了很多的笑话
于：那怎么唱啊
郭：它用了很多老评剧的唱腔，后边还借鉴了河北梆子的旋律
于：什么味儿啊
郭：化妆可都一样
于：哦
郭：列宁粘一头套，穿着这个什么西装、马甲、背带裤啊
于：哦
郭：这俫着出来
于：哦，也这样
郭：一张嘴是老评戏
于：怎么唱的
郭：十月革命刚成功，国库紧张粮食空。我－列宁，我命瓦西里去弄粮食，天到这般时分不见回来，你说这是咋着了涅？
于：耶喝，咳咳。这什么味儿啊，这是
郭：思前想后让我放心不下呀～仑噸大大大大仓个啷才一来仓，大扑得仓
于：要唱
郭：（唱）列宁驾坐克里姆林宫
于：呵呵
郭：叫一声斯拉～～列夫
于：哎呀喝
郭：上前听分明
于：哦
郭：我命那瓦西里去把粮食弄
于：恩
郭：天到了这般时分，不见回程～
于：哎呀咳咳咳，还摆姿势呢
郭：后边上瓦西里，唱河北梆子间板
于：怎么唱
郭：八大仓才仓个咙咚咙咚里个儿咙地仓～
　　（唱）杀出了东宫啊，上彼得堡～～锵锵锵锵锵锵锵～嘟～仓咣才咣才咣才咣，抢出粮食好几包，忙向列宁去报告嗷～要这玩意有什么用啊
于：说的是呢，太难听了
郭：所以说我认为评剧还是好好唱自己的传统剧目
于：就是就是

这个相声都很好，尤其这段，太搞笑了。有生之年希望实现两个愿望，一是看到柯南德结局，二是看到复排此剧。

 　　西班牙国王和反对党领袖的故事
　　
　　林达
　　
　　1976年，中国曾经因为领导国家27年的一位领袖去世，引发了历史转变。生活在中国的人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就在一年之前，在西方的西班牙，也由于一位国家首领去世，引发了更为深刻的历史转折。
　　
　　1975年11月20日，统治西班牙将近40年的佛朗哥终于去世。几天后，由佛朗哥一手培养的胡安•卡洛斯一世，按照佛朗哥的遗愿，正式宣誓，加冕成为国王。在1930年代著名的西班牙内战之前，胡安•卡洛斯的祖父阿方索十三世，曾经是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多年之后，面对一个作为家族世交的作家，胡安•卡洛斯一世曾经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我1975年11月22日登基的时候，西班牙有没有君主主义重归的感觉？那位作家想了一下，回答说：那些对陛下祖父还有记忆的人会有，大多数人并没有君主主义重归之感，但是不久，大家就有了“卡洛斯主义”在兴起的感觉。
　　
　　这回答点明了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中的关键地位。可是，国王根据自己的体会，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大家都欠了卡利约的人情。卡利约是当时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这个说法指点了所有向民主制度过渡国家的一个关键，从单一政党走向容许反对派存在的多党派民主政体的过程中，原来长期主导着政府的大党与反对派之间如何互动，有可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成败与否的关键。如胡安.卡洛斯一世所诚实指出的那样，西班牙民主改革的成功，绝非单方面的成就，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作用，举足轻重。
　　
　　一、西班牙共产党的转变
　　
　　西班牙共产党（CPE）成立于1921年，是由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青年组织形成的激进左翼政党。上世纪二十年代，欧洲各派政治思潮涌入西班牙，从左翼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纷纷在西班牙成立政党，寻求民众的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是其中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苏联支持的一派。直到1936年内战爆发，西班牙共产党还不是具有执政力量的大党。内战的险恶局势使得西班牙共产党迅速崛起，成为西班牙左翼政治力量中首屈一指的大党。
　　
　　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西班牙共产党最出名的是一位女领袖，伊巴路里（Dolores Ibarruri）。伊巴路里1895年出生于西班牙北方山区巴斯克的一个贫穷矿工家庭，她一生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里，伊巴路里以极富宣传鼓动的魅力而出名。她以“热情之花”的笔名发表文章，此后就被人称为热情之花，真名反而很少被人提起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她经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讲，她提出的口号，立即就会广为流传，风行一时，成为左翼民众中的流行语。在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她提出的口号“不让他们通过”威名赫赫，被写成大字横幅，高高挂在街垒的上方。她的另一句口号“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也在左翼民众中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共和国军民的士气。
　　
　　内战时期的西班牙共产党，一方面主张不惜一切牺牲打赢战争，另一方面接受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指令，卷入了各路左派力量之间的残酷清洗和自相残杀。共和国政府一方出现了很多残害无辜的暴行，很多人因政治原因、或者仅仅因为是中层阶级而被捕，被左派民兵组织以“兜风”的名义随意杀害。共产党在群众中清洗托洛斯基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时候，尤其严峻残酷。曾经参加国际纵队援助共和国的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亲历了这个时期发生在巴塞罗那的内斗，逃离西班牙以后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对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提出了“专制主义”这一概念，并且指出，不论内战结果是何方获胜，内战后的西班牙，很可能将“不得不”成为一个专制国家。
　　
　　西班牙内战以共和国政府一方的失败告终，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的佛朗哥独裁时期。热情之花和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们，坚持到了战争的最后一刻，随后被迫流亡国外。热情之花来到了苏联，受到斯大林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当热情的款待。佛朗哥上台后镇压左翼民众，坚决杜绝一切反对派政党，西班牙原有的左翼政党全部遭到毁灭性打击。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只有西班牙共产党仍然坚持活动，地下组织遍布西班牙各地。领导这些活动的，是流亡法国的西班牙共产党另一位著名领导人，这就是卡利约（Santiago Carrillo）。卡利约出生于社会党人的家庭，在共产党人圈子里被视为“政治奇才”。他早年追随父亲参加社会党，19岁就成为社会党青年组织的书记， 20岁不到就为组织罢工和暴动而坐过牢，21岁就成为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总书记。内战打响，他在马德里保卫战期间负责保安工作，年仅23岁。
　　
　　在佛朗哥独裁时期初期，卡利约坐镇法国，组织训练游击战士，陆续派往西班牙国内，希望在国内继续展开推翻佛朗哥政权的武装斗争。可是派出去的人总是不久就被捕，关押在监狱里。进入五十年代以后，世界格局和政治分野起了重要的变化。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面临着和世界上一切政治流亡者相同的处境。他们的活动经费和资源必须依靠苏东国家的支援，于是在政治主张上必然受苏东集团影响。而斯大林之所以看重热情之花，援助西班牙共产党，是需要西班牙共产党的坚定、热情而丝毫不妥协的革命者形象。这一形象的典范是热情之花，这时候她快要六十岁了。实际领导着国内地下组织的是更年轻的卡利约，他却渐渐意识到，原来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方针，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就在这个时候，1956年，共产主义阵营出了一件大事，深刻地影响了西班牙共产党。
　　
　　1956年2月24日，热情之花率领四人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作为兄弟党代表，出席苏共20大开幕式。在开幕仪式以后，兄弟党代表团都给请出了会场，苏共20大闭门开会，赫鲁晓夫作了揭露和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是一次极其保密的报告，听取报告的代表们禁止笔记。但是，24小时后，苏联领导派专人给热情之花送来一份赫鲁晓夫报告记录，通报苏共的这一重要转向。热情之花立即招集本党代表开会商量这一报告的意义，而对外则一如既往地表示支持苏共领导。
　　
　　苏共20大和赫鲁晓夫报告，触动了西班牙共产党领导层，他们开始反省本党内对热情之花的个人崇拜风气。1956年三月，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莫斯科开会，这次会议在对苏东四个国家的陆续访问途中举行。就在这次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领导重新估计了国内的局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年后，佛朗哥领导下的西班牙国内局势渐趋稳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由于在二战中保持中立，西班牙从1953年起在国际上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呈现一定程度的开放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内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了，对于新一代来说，内战的仇恨和是非，远没有皇家马德里足球队在欧洲杯比赛的战绩更值得关心。就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中央会议上，西班牙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和解”的新方针。热情之花以一贯的演讲魅力在会上宣布：“今日之佛朗哥主义，已经和十年前不同”。在这个时候，年迈的热情之花的观念转变，相对更有限，就是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主义纠正党内错误。而年青的卡利约更灵活也更有转变空间，他趁此机会替代热情之花，正式执掌了西班牙共产党的实权，并且决定放弃在国内发动武装革命的策略，改变为宣传民族和解，争取民众的支持，用民众的压力来迫使西班牙政府走向民主。也就是说，从武装斗争的道路改变为议会的道路。
　　
　　这一转变，是苏东集团和国际共运在苏共20大以后重大改变的一部分，曾经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激烈论战。赫鲁晓夫的转变当然主要不是批判个人崇拜，而是曾经被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批判的“三和一少”。相应的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没有掌握政权的共产党来说，相应的转变就是从暴力革命转为议会道路。半个世纪以后的人们再来回顾的话，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在1956年提出的“民族和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共产主义阵营的这场辩论是1989年大变化的开端，在欧洲引起绝大多数共产党组织的认真思考，大概只有阿尔巴尼亚是个例外。然而，一方面，这只是一个变化的开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的对立还在。而对于流亡中的革命者来说，这一转变尤其艰难。他们不仅要克服自身对过去的仇恨记忆，而且这种降低革命姿态的做法会立即招致现实的艰辛，甚至被指斥为对主义的修正，对革命和战友的背叛。
　　
　　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共产党的这一转变，并没有在敌友两个阵营引起呼应。佛朗哥政权对共产党的取缔和镇压丝毫没有放松。“民族和解”方针要被西班牙各派政治力量所了解和接受，还要等待整整20年。
　　
　　二，国王要找共产党
　　
　　在佛朗哥去世之前，西班牙开始一些有限的改革，1966年通过的新闻法结束对出版物的预先检查制度，还试图通过新的“结社法”。可是，在那个时候，佛朗哥和政府中的保守派仍然顾虑重重，这些法案也总是不能实行彻底。新闻出版仍然受到约束和惩罚，政治结社也仍然限制重重。根源既来自佛朗哥这一代人对内战 “你死我活”政治生态的刻骨铭心记忆，也来自于他们对社会自由之后未知状态的恐惧。“放开”之后，会不会“乱”，会不会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放出妖魔鬼怪而收不回去？作为旧制度的代表，他们固然担心新时代自己的个人安危，或许也担心四十年前内战前后的状态在西班牙重演，从而毁了这个国家。
　　
　　胡安.卡洛斯一世就在这样很不安也很不稳定的状态下，被佛朗哥宣布为未来的国王。他是战后一代的新人，他公开自己对西班牙未来将是君主立宪民主国家的设想。可是佛朗哥仍然认为，将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未来西班牙，并不包括西班牙内战中最对立的一些左翼党派。在佛朗哥最后的时期，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行为必须非常谨慎，一方面，他不可能干等到佛朗哥咽气才开始自己的改革，他必须有所准备。独裁政权的高压下，正因为反对派是在暗处，就可能在暗处埋下了高压下难以爆炸的炸药包。当高压撤离的时候，很可能就一起炸起来。当然，最好在事先就和埋炸药的人沟通，拆掉炸药的雷管。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轻举妄动，使得自己失去佛朗哥对他的信任，这样，他就将失去全部机会。
　　
　　1975年，佛朗哥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健康欠佳的消息已经在西班牙公布。全世界都相信，随着佛朗哥的离世，西班牙将很快发生深刻的变化。此时，西班牙国内没有任何合法的反对党派，所有反对党都处于地下状态，而组织最良好的是西班牙共产党。卡利约从1960年起接替热情之花担任总书记，他和上一代的热情之花在政治理念上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仍然推崇热情之花为党的主席，作为党的革命性和团结的象征。
　　
　　在这改革的前夜，气氛极为不安。胡安.卡洛斯一世认为，未来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怎样促成多党合作。而最困难的，是怎样让最为对立的共产党参与到和平的政治改革中来。为此，必须和共产党沟通。但是，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
　　
　　胡安.卡洛斯一世想起，他在1975年出席伊朗的一个庆典活动，曾经和罗马尼亚的共产党总书记齐奥赛斯库有过一面之交。齐奥赛斯库在得知他是西班牙王子时，顺便告诉他说，我还认识贵国的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我们每年国庆都邀请他来参加庆祝活动。回忆中的这句话，成为胡安.卡洛斯一世寻找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的唯一途径。他决定派一个绝对可靠的朋友，带着他的举荐信，去罗马尼亚请求齐奥赛斯库帮忙，给流亡中的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卡利约传个话。
　　
　　直到后来，胡安.卡洛斯一世的这位朋友一直都不肯暴露自己的姓名，他始终不希望公众知道，自己参与了这么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当胡安.卡洛斯一世把他找来，对他说了自己的想法，国王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赞成这件事情。可是他对胡安.卡洛斯一世确实忠心耿耿，没有二话，冒着身败名裂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执行使命。而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民主改革完成之后多年，也仍然对讲出这样一个幕后故事犹豫不决，他对自己的传记作家说，民众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有人在听到这样故事后，或许会想，原来在还没有登基的时候，你就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许会觉得国王是背叛了他们。可见，在当时情况下，这是多么敏感而复杂的事情。
　　
　　回想起来，在这个关口，真是万分困难的一个决策。两者之间的障碍，是两大对立阵营由战争和双方杀戮的历史堆积起来的深仇大恨和不信任。卡利约来自内战一代，胡安.卡洛斯一世虽然和这一代无关，可是他承袭的却是西班牙共产党的死对头，佛朗哥的政权。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两个巨大的问号。第一个问号是，和对方作政治沟通，是否意味着背叛自己阵营的民众，是否意味着背叛了被对方杀害的自己一方的无辜牺牲者，是不是在向一个不应对其妥协的敌人作违背良心的交易？第二个问号是，在历史经验下，在双方经历多年暴力相向和欲除对方而后快的经验后，即便是沟通了，又如何能够互信，怎么知道对方送来的信息就不是一个“兵不厌诈”的计策？前者涉及在道德上双方沟通是不是一个罪恶，后者涉及基本的信任基础。不管怎么说，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迈出了这一步。
　　
　　这位信使通过巴黎前往罗马尼亚。尽管他带着未来西班牙国王给齐奥赛斯库的介绍信，还是在一个黑暗地下室里给关了两天。通过小小的通风口，在那里他可以看到过往的厚重皮靴，因此猜想自己大概被关在兵营。关他的人不断放录像给他看，内容都是齐奥赛斯库政权的丰功伟绩。他一有机会就重复声明，说自己是未来西班牙国王派来给你们总统传信的信使，可是对方好象并不理睬。想到齐奥赛斯库政权的喜怒无常，他一度绝望以为，自己大概再也回不了西班牙、见不到家人了。
　　
　　此刻，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也忧心如焚，苦苦等了两个星期，音讯全无。最后，信使终于平安回来。齐奥赛斯库最终还是接见了他，他带的口信总算传出去了。
　　
　　口信的意思大致是这样：请求齐奥赛斯库仁慈地向他的朋友卡利约传达一个信息，波旁王朝的唐.胡安.卡洛斯一世，未来的西班牙国王，打算在他登基之后，让西班牙共产党同其他政党一样获得合法地位。同时请求齐奥赛斯库，劝告卡利约信任唐.胡安.卡洛斯一世。假如卡利约顺此去做，事情将往最好方向发展。反之，他应该知道，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认为，假如国王被迫面对来自共产党的抗击，西班牙的局势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和复杂。
　　
　　此后没有任何回音。大约在胡安.卡洛斯一世登基戴上王冠的一个月前，他的那位朋友被告知，罗马尼亚的一位部长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见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这是一次秘密出访，西班牙政府对此竟一无所知。胡安.卡洛斯一世在会见时问道，你怎么做到避开西班牙官方来这里私访，对方微笑着低声说，我们有我们的路子。国王事后说，这显然是指西班牙共产党的“路子”。他带来齐奥赛斯库的口信：“直到你当上国王，卡利约连个小指头都不会动一下。然后，在一段时期里（不能太长），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让共产党合法化。”传完话，那位罗马尼亚部长没声没息的就走了。
　　
　　很久以来，胡安.卡洛斯一世还是第一次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赢得了时间，推动和平改革需要的时间。胡安.卡洛斯一世知道，虽然前途仍然充满凶险。卡利约总算承诺，不会在佛朗哥咽气以后，西班牙开始民主转型的当口，就把民众带上街头，发动暴力革命。
　　
　　三、新形势下的新形象
　　
　　1975年11月20日，西班牙政府宣布，领袖佛朗哥逝世。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香槟酒立即销售一空。几天后，胡安.卡洛斯一世戴上了西班牙国王的王冠。
　　
　　所有人都认为，佛朗哥一死，变是肯定的，唯一不肯定的是往哪里变，变到什么程度。这是老人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他统治西班牙的最后的稳定，不得不依靠压服，而所有的人，不仅是他的宿敌，甚至包括他的继承者和战友，都在等着他死去以后的变革。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加冕以后，并不能立即开始他期望的民主转型。一方面，佛朗哥的旧人马根深蒂固力量强大，而他年仅37岁，在政治权力上还是一个新人，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欧洲君主制的的规矩，以及西班牙人对于接受君主制的认识，国王只能是一个虚位君主，不能亲自执政。他需要一个首相，来具体实施政务。国王选谁来出任首相，成为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可以说，谁当首相，谁就主导了政治改革进程，于是，国王选什么样的人当首相，未来的民主转型就将是什么样的。
　　
　　最后，国王出乎人们的意料，选择了一位年仅42岁的人，出任新首相，这就是在西班牙民主转型过程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苏亚雷兹（Adolfo Suarez）。
　　
　　国王和苏亚雷兹有一个共识：西班牙民主转型必须从允许多党政治开始，只有在多党政治下，民众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民主。可是在佛朗哥留下的西班牙，开始多党政治非常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共产党。在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们看来，共产党就像恶魔一样，是西班牙不共戴天的敌人。这些保守老人和共产党的领袖们一样，对内战的记忆刻骨铭心。就像左翼抨击他们是法西斯一样，他们不能原谅内战期间共和国一方的暴力。马德里保卫战期间，共和国战线内以防范“第五纵队”的名义，发生过对模范监狱数千囚犯的大屠杀，这一事件的真相一直没有走出历史迷雾，而卡利约当时恰恰是共产党负责马德里治安的人。保守人士指责卡利约要对这一屠杀事件负责，虽然卡利约本人并不承认。现在，正是这个卡利约领导着流亡中的共产党，而共产党在20年前提出的“民族和解”方针，并没有引起国内的注意。共产党在内战期间的残酷斗争历史，已经成为旧体制内老一代人的固定记忆。共产党口号的转变，在对方看来，仍然很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并不能取得旧体制内宿敌的信任。所以，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决不允许让共产党合法化，如果有人让共产党合法化，他们就会站出来，发动军队加以阻挡。
　　
　　首相苏亚雷兹却认为，如果西班牙要走向民主，那么让共产党合法化，这一步是必须走的，而且，还必须早走，不能晚走，不能等待太久。
　　
　　苏亚雷兹的过人之处是，他面对似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不像别人那样悲观。他相信，一切取决于沟通，取决于沟通的具体操作。
　　
　　在佛朗哥死后整整一年的时候，1976年底，西班牙人民举行公投，通过了政治改革法案。根据法案，将要举行第一次全民选举。这时候，共产党还没有合法化，旧体制内的保守老人，特别是军中的保守将军们，仍然坚决反对让共产党合法化。社会上出现了变革前的紧张不安气氛，民众左右分裂，又出现了零星流血事件。1977年2月27日，首相苏亚雷兹和共产党总书记举行了长达八小时的马拉松密谈。苏亚雷兹提出的条件是，共产党将宣布承认西班牙君主，采纳王室的红黄红旗帜，遵从民主契约。在共产党改变了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以后，苏亚雷兹将宣布共产党合法化。
　　
　　从公投通过政治改革法到第一次大选，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时间里，佛朗哥时期的唯一政治组织“民族运动”自然而然地瓦解消失，各路政治人物开始纷纷组党，而四十年来处于地下而组织良好的共产党却还是非法的。卡利约开始在国内举行群众集会，要求合法地位。这种改革前宽松而不确定的状态，是最有失控危险的时期，特别容易失控的是左右两边的激进分子。共产党内分裂出一个小团体，他们依然信奉暴力革命。他们在公投前后绑架了两个政府官员。这种做法激怒了极端右翼分子，他们在马德里杀了五个人，其中四人是共产党的劳工律师。他们想用这种方法来激怒左翼，挑起左翼的报复，从而令和平的改革进程中途夭折。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斗争哲学不会示弱，这一手多半能成功。
　　
　　这一次，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其表现令人刮目相待。卡利约呼吁所有人面对仇杀保持理智和冷静。在马德里举行的受害者葬礼上，共产党组织了一个声势极其浩大的群众集会，左派群众表现镇静，秩序良好，举行了令人震惊的沉默致哀。共产党表现出的组织性纪律性，它的潜在的力量，令首相苏亚雷兹深为感动。他知道，这样面对迫害和杀戮而表现出的克制，这样的新形象，会打消民众中原来对共产党的敌意，消弭保守派对共产党合法化的顾虑。同时，这一场景更坚定了首相的看法：如果将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排斥在民主进程之外，那么民主不仅不能成功，而且对国家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组织良好的反对党，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转型的有利条件，因为这一政党能将社会上的多数反对意愿统合起来，民主转型的主导方就有机会和反对派进行沟通，双方达成的协议和谅解也有实现的保障。在原来的高压体制下，反对派的四分五裂状态对旧体制有利，因为分裂的反对派较少威胁能力。可是在民主转型期间，最不利的恰恰是反对派的四分五裂，众口难调，民主改革的主导者找不到单一的谈判和沟通对象。卡利约领导下的统一的组织良好的共产党，为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党派对话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能够使共产党这样的反对党也能参与民主转型，加入到未来民主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来，那么西班牙的政治改革必然能成功。
　　
　　1977年4月，西班牙首相苏亚雷兹宣布，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将参加于6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
　　
　　四、流亡者归来
　　
　　卡利约和热情之花等西班牙共产党领袖，在苏联和法国等地流亡了整整38年。在每年举行的聚会上，这些当年的革命者，都要高举酒杯，“为明年在马德里见面，干杯”！可是，一年复一年，他们渐渐地老了，渐渐地被国内的老百姓所遗忘。热情之花已经过了80岁，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马德里，回到她的故乡巴斯克，她几乎要绝望了。
　　
　　热情之花得到共产党合法化的消息后，立即向西班牙使馆申请护照。5月12日，使馆通知她，新护照已经备妥。热情之花在总书记卡利约陪同下，结束38年流亡生活，回到马德里，以81岁高龄，代表共产党参与即将举行的大选。1977年6月15日，佛朗哥死后一年半，西班牙成功举行了第一次大选，热情之花作为共产党代表，当选为国会议员。7月13日，新国会第一次会议。首相苏亚雷兹满面笑容，亲自在门口迎接“祖母级”的热情之花，一路护送到座位上。按照惯例，第一次会议由年长的议员主持。老资格的共产党人热情之花，站在议长席上，宣布西班牙的民选国会开幕。
　　
　　在以后的几年里，西班牙民主转型在首相苏亚雷兹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包括空前的经济危机和军人政变。这些危险都在多党合作对话的过程中一一安然度过。他们成功地制定了新宪法并公投通过，在制宪后根据宪法要求又一次举行了大选。西班牙在1982年的制宪后第二次大选中，成功地实现了执政权力向反对党的和平转移。西班牙的政治改革，是二十世纪后期全世界最成功的政治改革。在改革的困难过程中，卡利约领导的共产党，以合作的反对党身份，配合和推动了民主进程。卡利约多次对党内外群众回顾以往的历史教训，回顾内战前和内战期间共和国政府和左派群众一方的错误，包括自己在内所经历的血泪教训，劝告人们不畏艰难，通过左右沟通，把政治改革进行下去。历史将会记住国王的话，民主西班牙欠着卡利约的人情。历史更会记住，在民主改革面临危险的时刻，当民众对民主产生失望和怀疑的时候，卡利约在群众集会上的呼吁：
　　
　　“今日西班牙的民主，尽管仍然丑陋，却比已经被我们埋葬了的过去，好一千倍！”
　　
　　那被埋葬的，是双方共同的过去。
　　
　　完

闵姓，并无满族老姓，因为所有姓闵的满族人都是加入满族的汉族或朝鲜族。

 

传说鲁庄公的公子启即位，两年之后被杀。据说年仅10岁，所以谥号为闵公，他的后代就以“闵”为姓氏了。

鲁国国君姓姬，是姬昌儿子姬发弟弟周公旦长子姬伯禽的直接后代。中国的姓氏大部分都是从姬来的，都是chicken的后代。

 

传说中的朝鲜骊兴闵氏，就是明成皇后的家族，是春秋时代鲁国人闵损（子骞，孔子弟子，鞭打芦花感动继母，以德服人的典型）后人

闵称道出使朝鲜，留在骊兴，繁衍后代，遂成朝鲜一大望族。

 

因此，不管我们家在加入满族之前是汉族还是朝鲜族，都是正宗的炎黄子孙，hoho